众所周知，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和巴勃罗·毕加索（Pabol Picasso，1881-1973）是二十世纪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两位巨匠。他们的艺术创作展现着极具个人化的感知触角，以零散多变的空间叙述方式，散发着非同寻常的魅力，也以各异的方式推进着现代主义的进程。而鲜为人知的是，二位大师势均力敌、惺惺相惜，也曾一度“相爱相杀”。
此前，“马蒂斯和毕加索艺术展（Matisse & Picasso）”首次在澳大利亚展出，便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度。正如展览出口的墙上印留的马蒂斯之言，或许最为直接地形容了两位艺术家的关系：“如果我俩之间有一人离世，那么面对一些话题，另一个人可能永远找不到交流的对象了。”那么，他们的艺术交流模式到底有何特别？
“马蒂斯和毕加索艺术展”（Matisse & Picasso）此次特展通过包括绘画、雕塑、服饰等200余件展品，呈现了两位大师半个多世纪的艺术成就，以希“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让艺术成为当下社会围绕性别和平等问题进行反思、对话和文化变革的催化剂。”「1」
1906年，在巴黎艺术界掀起狂风巨浪的马蒂斯与生活在蒙马特高地的“巴黎漂”穷画家毕加索相遇。随后半个多世纪，两人从竞争到致敬，在超越时空的角逐中彼此激发，相互成就，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己。策展人简·金斯曼如此说：“马蒂斯和毕加索在20世纪之初共同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
棋逢对手
“没有人比我更仔细研究马蒂斯的作品，也没有人比马蒂斯更深入了解我。”——毕加索
从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到马奈与德加，从梵高与高更到毕加索与马蒂斯，再到波洛克与德库宁，艺术史上两人的棋逢对手，激发了无数艺术杰作的诞生。在《竞争的艺术（The Art of Rivalry）》一书中，评论家塞巴斯蒂安·斯密（Sebastian Smee）将马蒂斯和毕加索之间的交往称之为“现代艺术史上无可比拟的传奇故事”。
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上，马蒂斯展出了大量利用线条和色块的组合塑造流动感形象的画作。这种近似抽象主义的风格在当时并不被大众接纳。沃塞勒批评道：“这是一场色彩的狂欢盛宴，阿尔伯特的传统雕像就像是身处野兽群中的多纳泰罗”。但这种“野兽派”的原始形象和野性色彩打动了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2】和她的哥哥里奥·斯坦因（Leo Stein），两人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作品《戴帽子的女人》【3】，开始建立家族的现代艺术收藏。同年，兄妹造访毕加索的工作室并购买了800法郎的作品。用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话说，“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有一种属于天才的雄性气质。”在她的撮合下，1906年4月，两位相差12岁的现代艺术家终于在巴黎见面了。
两人相遇的这一年，马蒂斯的独立沙龙画展（the Salon des Independents）展出了其最具野心的作品《生活的喜悦（Le Bonheur de vivre ，1905-1906) 》。阿拉伯式线条与平面色彩的组合带给了毕加索最直接的冲击。二人日后常在斯坦因家的沙龙聚会交流，马蒂斯还带来了刚果人雕像与之谈论。原始艺术的启发及创作意识的革新迫使毕加索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方向。隔年他完成了现为纽约现代艺术美术馆（Museum of Modern Art）所收藏的《亚维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这件作品成为现代绘画史的里程碑，也开启了他立体主义的序章。
而马蒂斯非常不屑，声称这幅画是对现代艺术的嘲弄与亵渎，并很快以作品《浴女和乌龟》（Bathers with a Turtle ，1907-1908）给予回应。对此，阿波利奈尔【4】则带领众人，在蒙马特墙壁上写下：“马蒂斯让人发疯！马蒂斯比战争更有害！马蒂斯比酒精更危险！”
1907年，二人还有场换画风波。毕加索收藏了马蒂斯女儿的肖像《玛格丽特（Marguerite ，1907）》，马蒂斯则选择了毕加索的一幅静物《水壶、碗和柠檬（Bowl and Lemon，1907）》。表面上此次行为是双方以示友好及欣赏，但据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说法：二人为了拼命地贬低对方，都选择了对方最差的画。甚至有流言传出毕加索的朋友们把马蒂斯的这幅画作为靶心投掷飞镖。后毕加索的朋友很快解释道为了不伤害画，他们用的是带吸盘的玩具飞镖，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惺惺相惜
“只有一个人有权批评我，那就是毕加索”——马蒂斯
反观马蒂斯和毕加索之间的“针锋相对”，更像是一种惺惺相惜的高度关注和肯定。特展围绕8个主题铺陈开马蒂斯和毕加索之间的艺术对话：不同世界（Different Worlds）；立体主义之战（Battle of Cubism）；重塑空间（Reshaping Space）；舞蹈设计（Design for Dance）；历史即未来（Past as Future）；异域（Exotic Worlds）；激进时尚（Radical Chic）；生+死（Life + Death）。
1954年11月3日，马蒂斯逝世。毕加索没有参加他的葬礼，甚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没有接马蒂斯的女儿玛格丽特打来的电话。然而在展厅“Life + Death”中一幅毕加索1955年的作品《画室》似乎暗含了他内心深处对马蒂斯逝世的伤感。马蒂斯最喜欢的构图法之一是在背景中画一扇窗，这项画法贯穿他的一生。1918年移居尼斯后，南部的阳光激发他画了一系列面向大海、充满光线的酒店内景， 作品《画室》中，毕加索就采用了这种窗的主题。他在1955年买下了距戛纳不远的别墅。画面描绘了别墅中的大画室，精巧的法式窗户，和棕榈树茂密的花园。画中空无一人，似乎表达着斯人已逝的空寂。或许，这是毕加索对马蒂斯这位故友逝世最温情的道别。
马蒂斯的野兽主义采取平面化构图与主观情感写实，吸收了东方和非洲艺术的表现手法，注重线条和色彩的自我表现力。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同样抛弃了传统的透视与明暗关系，高度概括出对象的几何形体，结合多视点的描写，对画面中的物体进行符合逻辑的分解与重组。两位艺术巨匠的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在彼此竞争与互通之中获得更长足的表现力。
从不同的艺术世界走出来，两位艺术大师展开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对抗，为现代艺术注入异域及超越传统的生命活力。这两个从欧洲传统审美世界叛逃的同行者，共同冲锋在离经叛道的创新之路上。
殊途同归
“马蒂斯：色彩；毕加索：形式。两个伟大的流派，一个伟大的目标。”——康定斯基
虽然大体来言，马蒂斯奔向发展野兽派的色彩语言，毕加索则投身于立体派的形式手段，但两人的初衷有着内在的统一：突破西方传统绘画的禁锢，革新现代主义新艺术形式。马蒂斯曾说过：“一个年轻的画家如果不能从上一代的影响中将自己解放出来，那等于自掘坟墓。”类似的，毕加索也表明：“我不是在寻找，而是在发现。”
事实上，两人都从“现代艺术之父” 塞尚的创作中撷取过灵感。马蒂斯称塞尚是“绘画之神”，毕加索则称“塞尚就像我们的父亲”。于毕加索，立体主义画风便是显而易见的例证，他将完整图像分割成一组几何形式，常常采用单组色彩。而塞尚对马蒂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绘画主题上：倾斜的桌子顶部、盛水果的碗以及构图时模糊的空间感。
从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启蒙运动反对神学束缚，宣扬人性、科学和理性，促进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带来的快节奏和暴力恐惧，理性对人为统一秩序的建立与规范，既造成了人们心灵的压抑，又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刻板化。正如阿多诺【5】等学者提出的，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反而笼罩在了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而马蒂斯和毕加索的艺术是一面变形的曲扭的哈哈镜。他们从艺术自身的追求和自律性角度出发，忠实展现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曲折地反映出部分现实，最终呈现出阿多诺所言的“异化的真实”。作为二十世纪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对手，马蒂斯和毕加索两位艺术巨匠的作品保存着艺术创新之下的内在形式力量，在他们故去后的百年也不曾沉寂。（长沙层楼画室2021.12.17）